而内部官员称，以上几位只是“不幸”落网的冰山一角。

　　“没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是不需要‘行贿’的。”一位开发商人士曾如此吐露苦衷，而折扣卖房正是其中重要而隐秘的利益输送方式。很多房地产项目开发初时，还会拨出一定数额的房源，干此勾当。

　　在具体的交易中，房价受制于行情、地段、环境、朝向、楼层等多种因素，弹性很大，如何定价当事人多种说辞可以开脱。

　　仅记者了解的局部信息，虹桥地区、徐家汇周边、黄浦区中心地段、浦东滨江地段以及陆家嘴核心地段，多个楼盘都是官员低价购房“重灾区”，这些全都是上海的高档区域，现在房价最保守的估算也有至少3万-4万元/平方米。

　　一位房地产业人士在偶然调出了浦东滨江某高档楼盘的房产登记信息后感叹，看到了不少在本地新闻媒体上出现过的官员名字。

　　在上海，某些官员大肆低价购房已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现象，但总量数据公众绝无可能获知。

　　开发商乐于为一些关键职能部门的购房者提供“优惠”，而快速升值的房产，很容易让某些官员“心动并行动”。

　　对这样的行为，当地某些官员都表达过这样的逻辑──从政的人，绝大部分人最多也只能以局级、处级的身份退休，而当从政的前路能判断清晰后，所谓对家人的物质交代，成了他们仅剩的追求。

　　一位局级干部的夫人，在一次房屋交易时，到了附近死活找不到自己某一套房产楼盘所在位置。这对富豪阶层来说并不稀奇，但对拿工资吃饭攒一辈子钱才够买一两套房的普通阶层而言，不可想象。

　　因此，当普通人控诉着高昂的房价、调控的不力之时，某些拥有几套十几套房子的官员，正坐收高额的租金，或者一票票地倒卖赚着升值的差价，再把子女送到国外。

　　在法纪的模糊地带上，这些人掌握的大量房产，有的挂在家属亲戚名下，有的甚至暂时不从开发商处过户，等离开岗位再办理手续等。在此前查办的腐败案件中，亦可见到此类手法。

　　低调的干部房产申报

　　两千余名上海市管官员被告知，要求他们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

　　陈良宇案后，低价购房一下成为了悬在这些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时，社保案后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沈德咏一度掀起查处官员低价购房的风暴，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就是这时被揪出。一时间，上海的一些官员人心惶惶，相熟者见面赶紧低声打听，彼此单位是否又有人被查。

　　他们不是没来由的害怕。由于上海房价近年来上涨迅速，官员若是获得超常幅度的优惠购房，动辄“节约”资金上百万。如果那些已被查处的官员被认定为受贿，意味着很多人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好在，这个影响“干部队伍稳定”的做法，一段时间后偃旗息鼓。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解决这块集体心病，在请示了上级之后，去年，上海针对超过两千名市管干部低调推行了一次房产专项申报活动。

　　市管干部主要包括局级、副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属同等级别的国企负责人以及事业单位负责人，在职和退休干部均在要求申报范围之列，涉及人数超过两千人。

　　这是在每年例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制度之外，针对官员和配偶、子女购买商品房情况的专项申报。

　　在一次罕有的没有会标的专项会议上，一些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这次主动申报通过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

　　显然，这次房产专项申报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官员低价购房的潜规则行为推向司法，而是在党纪范围内“化解”。

　　市里领导表示，这个做法是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即便如此，这种自查自纠缺乏有效监督。一位官员就私下表态，和同僚交流后，大家都决定掂量着申报。

　　不过，在市里领导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之后，官员们确实还是申报了比平常例行申报“更全面”的购房情况。

　　这个数据绝无可能向公众披露，但多位相关官员透露，自发申报反馈上来的情况已经很“惊人”了，主动上报家庭房产十几套的大有人在，附带解释的各种“优惠”方式层出不穷，很多都是单位领导集体决策行为。比如，不少人提交的低价购房理由是“住房困难”。

　　申报完成之后，由上海市纪检部门对他们获得优惠(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幅度较大的购房情况逐一审查，并给出不同的处理意见，包括补缴差价、党纪处理等形式。

　　是否被纳入逐一审查的范畴，主要是看房产的优惠金额和折扣比例。

　　其中一个细节是，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优惠超过50万的房子逐一审核，后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万，以及一些优惠金额虽不足百万，但因总价低折扣幅度大的房产项目。

　　不过，最终结果还算皆大欢喜，无一人因此移送司法，“否则就违背了这次专项申报的初衷”。

　　但这个做法也在体制内引起很大争议。当地有官员指出，如果申报过关，是否意味着以后不再司法追究，那是否可能出现干部借机洗白的情况。

　　正是这一敏感原因，这次申报进行得极为隐秘。

　　但新华社所属的《瞭望东方周刊》仍对这一做法作了不点名的评论：(房产申报)由一地开风气之先，其勇气固然可嘉，但是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支撑，局部的试验必将遭遇合法性先天不足的质疑。房产申报作为财产申报的核心，如果没有立法的支撑，也不免会受到类似的挑战……仍然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其效难以巩固。贪官们必然抱有投机心理——何必如实申报，拖到你调离，就是我的胜利。

　　上海司法系统人士表示，官员的低价购房行为的甄别和处理，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官员购房时利用职权获得一定折扣行为与违法之间的界限，中纪委的有关规定以及两高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

　　上海市委也一直打算在上海设立一条量化界限，但如何定量“很难”。

　　而中纪发在2007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严格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亦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属受贿”。

　　陶校兴当时也是这次房产申报对象之一，如今涉案被查，必将再次牵动低价购房官员们的神经，陶是否会在低价购房问题上被深究，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比较而言，帝景苑那群被举报的低价购房官员要幸运得多，虽一再被查，但至少在目前，他们享受了高额的购房折扣，却得到了“违纪”不“违法”的定性。